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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一门独特的东方艺术

作者:梁江 浏览: 发表时间:2020-09-28 09:29:20 来源:新石湾美术馆

● 梁 江

书法是中国一门独特的,达到了艺术表现之极致的艺术。这门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以最大众化的方式,最鲜明的艺术特性展示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精神风貌。中国的书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抒情写意的艺术,它是形、意、神整合一体的。书法艺术之写意寄情的表现手段,是以毛笔和墨作用于纸上,通过点线变化和各种组合关系而构建视觉艺术形象。各种要素的整合关系构成一种合力,由之使人产生不同的心理节律和情感意象。这些内在的组合关系,所运用和体现的便是书法艺术的各种形式结构法则。书家通过笔道,从富于张力的书法艺术意象中传达出自己的内在情感和审美意趣,观赏者则由此获得感悟或感染。书法的奥颐,乃在于它以静止的,无声的形象体现出在时间向度上流动的视觉节律,让人能从中体验到某种如同聆听音乐一样的乐感。


一、一门独特的东方艺术

喜欢书法吗?

这是一门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艺术,是一门独特的,富于东方特色的,达到了艺术表现之极致的艺术。你可曾记得苏州老梅的疏影横斜,一园冷艳寒香?可曾想起黄山古松的屈铁盘丝,满目朴实豪迈?你或许想像过唐代公孙大娘舞剑,那是何等的千态万状又丝丝入扣。你是否留意过屋漏痕虫蚀木?它们的形态莫可端倪却自然成文。来吧,这一切,都在中国书法的广袤天地里。

可能,你以往并未太着意探究过书法的奥赜,甚至不曾关心过书法与自已到底有多大关系。但,书法就在你我的身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各种必不可少的作用。且不说那些在专业的艺术展览中露脸和装点人们居室的各种书画作品,只消看看街市上密密匝匝的招牌广告,旅游景点的楹联碑碣,书籍报刊中的标题插页等等,你就不难明白,书法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它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还是一种最具普及性,最亲和大众的艺术。

什么是书法呢?简单地说来,书法,就是以中国的毛笔为工具书写汉字的艺术。它包含着文字(汉字)的书写规律和方法,乃是汉字在千百年应用和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种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


唐代 孙过庭《书谱》 草书(局部)


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艺术,书法一方面具有语言文字本体所必备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又带有审美欣赏的艺术价值。当你看到一幅书法名作,可能会情不自禁地为其中出人意表的运笔、结体或章法所吸引。它们或大小参差,或奇正相生,或朝揖相济,全幅精神气脉贯通一体,予人一种有别于其他艺术样式的独特审美感受。这,就是书法艺术的感染力。

既然是一门艺术,书法便与实用性的,通常的写字有一定的区别。这种区别,除了书写格式、字体变化、装池托裱等表层的形式因素,更为根本的是,作为艺术的书法作品,除了必不可少的精神内涵外,还必须调动起与之相适应的用笔、结体、章法、墨法等多种艺术表现元素,也就是说,应蕴涵着一种超越实用性的审美价值。

书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上下数千年,书法艺术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心理指向,凸现了中国文化的气质品格,展示出中国民族的情感和风神。中国的书法,是东方艺术的一枝奇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它有独特的艺术形式,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有至高的艺术境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门类,书法艺术与其他传统姊妹艺术一样,积淀着中国民族的群体心理。它们在传承、流播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书法这门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以最大众化的方式,最鲜明的艺术特性,以独特的角度展示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精神风貌。

书法这种种令人神往的艺术特性,是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积淀而形成的。

让我们先作一些简略的回顾。

秦汉时代是汉字变迁最为剧烈的时代,但,独立的书法艺术这时还没有产生。在此之前,各国的文字是不通用的,这大大限制了文字的使用和流通。秦王朝统一六国后,规定“书同文字”。这样,以往列国五花八门的文字便统一被厘定为“八体”(“八体”其时实际上只有篆、隶为通行之体)。大篆经过这时的省改,创造出一种规范化的小篆。“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许慎《说文解字·叙》)它结构匀称,用笔圆转,笔势瘦劲俊逸,体态典雅宽舒,字形呈纵势长方,使用范围主要在于官方文书、刻石刻符等。但小篆不易书写,而隶体因平易近人,则展现出一派郁勃生机。小篆不敌后来隶体的日渐流行。


秦代 李斯《琅琊台刻石》 小篆


秦代书写墨迹现尚存有帛书和简书。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工整端秀,字形有长扁变化,笔画浑厚朴茂,结构方圆相辅,体势显见多属于隶书。有些字则仍保留篆书的结构,可知这是篆隶递变过渡时期中的古隶。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其中有秦代时期书写的,一些文字显然还属于篆书。这些古代墨迹,大多比较工整,可验证早期隶书的结构和用笔特点。

至汉,滥觞于战国时代的隶书已发展至成熟,草书衍变为章草。行书和楷书也业己萌芽,以擅书法名家者出现了。秦、汉时期文字的这些变化和书法上所获得的成就,给后来书法艺术的进一步演变和推进,奠下了扎实根基。

汉代通行的字体有三:一、篆书。用于刻石、刻符,重要仪典及官方文书,如天子策命诸侯、柩铭、碑额、铜器铭文、宫殿砖瓦文字等。汉篆书由秦代的圆转逐渐趋向方正;二、隶书。多见于中级的官方文书、经籍的抄写和碑刻等,是汉代通行的主要书体,而最高成就则体现于东汉碑刻之中;三、草书。主要是章草,用于低级的官方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在民间更相当流行。较有代表性的书迹如《急就章砖》、《公羊传砖》、武威的医药简、安徽亳州曹氏墓砖等。汉代书法名家众多,人们熟知的有史游、王次仲、崔瑗、张芝、蔡邕等人。名不见经传但留于碑石上的擅书人,有郭香察、仇靖、纪伯允等。

三国两晋南北朝战乱频仍,这恰好使宗教找到了繁衍的热土,从而也使书法艺术获得了一个大展身手的空间。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篆、隶、真、行、草,各种书体交相发展走向成熟,且涌现出许多彪炳青史的书法大家,这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至为繁盛的时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弥足珍贵的书迹,大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留下来的。南朝的楷书和北朝的众多碑刻书法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曹魏的名碑《受禅表碑》、《范式碑》,孙吴的《天发神谶碑》、《谷朗碑》,东晋的《爨宝子碑》,其他还有写经、简牍和残纸墨迹等等,实在美不胜收。

概略说来,魏晋时期的书法,多处于书体嬗递流变过程中。推动书艺前行的著名书法家,有锺繇、皇象、卫瓘、索靖等,他们见诸《淳化阁帖》等丛帖中的传世作品多为刻帖。十六国时期的书法也颇有可观处,《苻氏广武将军□产碑》丰茂朴拙,可体现这一隶楷嬗变时期的特征。东晋碑刻不多,但书坛最盛。门阀大族颇有以书艺世代相传的,庾、郗、王、谢即为其中著名者。王羲之、王献之固然被推为书坛顶峰时期的一代巨擘,但他们的炫目光焰依然无法掩盖同时期王洽、王珣、王荟、庾翼、郗鉴、谢安等人的名声。就连朝祚更迭频繁的南朝,也能承续东晋书坛余势,甚至还进一步推广了潇洒流丽的楷书。著名的南朝书家有羊欣、王僧虔、萧衍、陶弘景等人。北朝书坛不遑多让,也出了崔浩成、郑道昭等名手,惜乎未曾推出标举风尚的大家。虽然如此,从存世碑碣的状况看,书坛实际上比南朝更丰富多彩。

北朝碑刻墓志数量之多前所未见,而且笔法灵活生动,奇态迭出,显示出一派充盈郁勃的创造活力。这种区别,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概括谓:“南朝士气卑弱,书法以清媚为佳;北朝碑志之文,辞多浅陋,又多言浮屠,其字画则往往工妙”。这说的是南北审美意趣的分野了,“笔划工妙”,确实不是过誉之论。时至今日,北朝许多碑刻书体仍为人们习书的好范本。

在魏晋六朝书家蜂起,流派纷呈之际,探讨书体渊源及流变,评说品第,研讨技艺的著作也纷纷出现。类如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庾肩吾《书品》、袁昂《古今书评》等著述,均属古代书法史论中十分重要的文字。书法名迹作伪这时也兴盛起来,而且手段已很为高明,一是染色,二是作皱,三是真伪糅杂,往往可以瞒天过海。南朝齐王僧虔在《论书》一文里,曾记载张翼、康昕、南州释道人等人模仿右军书,均达到乱真程度。还提到晋穆帝司马聃时有张翼效仿王羲之自书表,令王羲之本人亲见,也慨叹“小子几欲乱真”。

隋唐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昌盛期。书法是一个时代的心迹,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中国历史上鼎盛期的唐朝书坛,谱写出书法史上一段流金溢彩的华章。

这里,应首先提及隋代的书法家僧智永,他不惜花费长达三十年的时间抄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送各寺院,其石刻本仍流传至今。智永及其弟子虞世南,历来被人推为王羲之书风的正统传派。此时期书法作品可以《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丁道护书《启法寺碑》为其代表。《龙藏寺碑》字瘦劲精悍,为褚遂良书法的源头。《董美人墓志》,小字真书,精妙无比。《启法寺碑》字“右方直下”,十分留意笔画的阴阳向背。这一时期的楷书开唐楷之先声,承上启下,功不可灭。

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置书学博士,而到了唐代,更全面采取了各种扶掖书艺的措施。对之重视的程度,在各艺术门类中可谓无出其右者。入唐以后,各代帝王好书法。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几至成癖。有国君的极力倡导,朝野上下对书法艺术自是礼遇有加。按唐朝制度,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这样,国子监也即唐代所设立的培养书法人材的最高学府。在朝廷的多个部门中,还设置书法职位。翰林院设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吏部以书选员,科举则有“书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朝众多成就卓著的书法家并未局囿于二王书风的藩篱,他们能于承继中革故鼎新,以富于个性特征的创造成为耸峙于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初唐书坛的代表者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盛唐时期的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还有人们熟知的薛稷、孙过庭、李邕等等,在书史上都堪称彪炳千秋的人物。

大体而言,唐朝书法以真行草为主流。隶篆书虽也出了李阳冰、韩择木等名手,但未能左右潮流,这是其时书坛的特征之一。在书法名迹著录和品评理论上,孙过庭、张怀瓘和张彦远等人厥功至伟,《书谱》、《书断》、《法书要录》等著述,选择精审又收罗广博,散见其中的精辟见解,把中古时期书法批评理论推向了高峰。

还应提及的是,李世民尤嗜王羲之的书艺,下诏以高价购求右军书迹,征集所得均经重加装池。后世所传王羲之书迹,莫不与李世民大力收聚王氏墨迹的举措有关。由之,还衍生出“萧翼赚兰亭”的有名故事。可惜,《兰亭序》原迹最后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随葬之物,流传于世的只有复制本了。

五代时期书坛最有成就的人物,当推杨凝式。杨凝式历仕五代五朝,官至太子太保。他以佯疯的方式躲避政争,以书法倾泄抑郁,字近似正楷,略带行体,潇散有致,结构似欧阳询,用笔又吸收颜字的成分,形成了散乱怪奇的独特书风。连他的楷书《韭花帖》,也写得字形欹侧,令人耳目一新。于此,已开宋人尚意书风之先河。

北宋一统天下以后,广搜古碑帖。淳化三年(992),命翰林侍书王著把历代名迹编纂刻成“法帖”十卷,庋藏于内廷秘阁。这,就是有名的《淳化阁法帖》。


宋刻本《淳化阁帖》


刻帖的举措,对宋朝书坛影响至钜。宋代实际上是帖学风行,行书兴盛的时代。宋朝书家多达800多人,郭忠恕、李建中、李公麟、苏舜钦、晏殊、姜夔、朱熹、曾巩、范仲淹、文彦博、欧阳修、米芾、岳飞、王庭筠、文天祥等都是颇负盛名的书家。但若按时代风格论,庆历(1041一1048)以后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崛起,宋朝书风才真正确立。宋代最流行行书,尚意重韵,这一点比较接近魏晋。宋超越了唐以楷书为尚,法度森严的局限,这是大贡献之一。此外,在考古学和文字学上,宋人的成绩很突出,特别是考释钟鼎文字和隶书,是以往少有的。考古发现和文字学上的成果一同参与,推动了宋代书法的发展。

元代时的书坛声势稍逊,但仍算得上有声有色。其见诸记述的书家有三百人之众,成就最著的有赵孟頫、鲜于枢、康里夔夔三大家。此外,柯九思,冯子振、耶律楚材、虞集、邓文原、杨维桢等一批书家也各有建树。这时的书坛特别强调取资魏晋,以至于轻视近体,斥南宋以还之书为“恶札流饰”。有元一代,书风以赵孟頫为代表。其体势俊朗,风格姿媚,在笔墨技巧的潜意识中突出了士人群体的意趣特征,这与其时文人画盛行的原因是契合一致的。

明初,书坛诸家多沿袭元代余风,又特别以赵孟頫为楷模,尚说不上有何特色。明初著名书法家有杨维桢、沈度、解缙、王绂、刘基,以及世称“三宋”的宋克、宋隧和宋广等。阵容虽可观,但他们的书法个性都不太鲜明。永乐年间,朝廷征召天下善书人入宫,授给中书舍人官职,负责缮写诏令、典册、文书等工作。由此,导致了一种常为后人诟病的“台阁体”书风的流行。“台阁体”的代表书家,是人称“二沈”的沈度、沈粲兄弟。沈度尤邀睿赏,被皇帝称为“我朝王羲之”,其时朝中凡有金版玉册,诏命文书等,均由沈度书写。

至明中期,江南苏州、杭州、扬州一带渐成经济重镇,也成了文人墨客荟萃之地。其时书家辈出,人谓“天下书法尽归吴门”,这并非全属过誉之辞。且看,明代吴门书法的代表人物有祝允明、文徵明、王宠,其他著名书家尚有张弼、沈周、吴宽、李东阳、唐寅、徐祯卿、仇英、陆深、徐渭、杨慎、王世贞、陶宗仪等。又加上这些人大都多才多艺,诗文书画均名重一时,其影响更不可小觑。

祝允明、文徵明、王宠均精小楷,风格娟雅。他们看到了“台阁体”字形过于整齐划一,用笔拘谨刻板,缺乏艺术意蕴的弊病,乃以“复古”方式取魏晋唐宋之法以疗救之。这三家的个人风格均鲜明,运笔结字有意强调书法自身的天籁之美,让点画的长短曲直各随字态,斜正疏密,一任自然,由此凸现出一种天真意趣。在他们变化多端的草书作品中,继承了以真作草的古代传统,讲究点画分明、出规入矩,跌宕飞动而又显得法度谨严,在草书作品中体现出了超越前人的高境界。从现存作品看,他们的草书甚少三、五字相连属者,偶作两字相连,也顺应笔势轻轻带过。

至晚明董其昌出现之后,由于他无人可出其右的显赫地位和影响,书坛风尚逐渐转而以董为中心。董氏虽各体兼精,但最擅长行楷。这样,在晚明清初的书坛上,盛行的便是由董其昌所引领的以行楷为主体之帖学。客观地说,董其昌在书史上并非力可扛鼎的大家,以他之建树,尚不足以在晚明构建起一种书法新秩序。有意思的是,董氏自视甚高,他虽与赵孟頫书风大同而小异,却自诩在赵字之上——“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平心而论,董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所自以为是的高于赵孟頫,倒是他这时把北宋尚意的审美范式引入帖学,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当时书坛上“法”和“意”的矛盾。

清初书坛有王铎、傅山、朱耷、归庄、冒襄等人。这样的阵势,大体是由遗民书家承续着明代余绪。王铎和傅山两人的最大成就,都在行、草书。王铎在草书中常作方折之笔,傅山则常通篇连绵缠绕,婉转飘逸,其笔致或虚或实,多有意外之趣。相较而言,傅山作书率性而为,不计工拙,其作品成败优劣的区别较明显,因而不及王铎的稳定。清初画坛四僧之一的朱耷,同时又是一位风格奇特的书家,所作行、草书逾规躐矩,大小参差,偏中求正,线条粗细均匀,转折圆浑,显见他的特点是善用秃笔长于藏锋。从以上三家而论,傅山纵逸飘忽,偏于逸。朱耷疏朗奇矫,近乎怪。王铎苍郁雄畅,胜在力。三人各擅胜场,但王铎的品格气节不及傅山、朱耷,拖累了他的书名。

诚然,说到清代的书坛正统,还是那种合乎“顺民”性格规范的帖学。康熙皇帝喜爱董其昌的书体,乃至朝野上下皆尊董为书坛圭臬。而乾隆帝弘历又对赵孟頫圆腴流丽的书体钟爱有加,认为这与“泱泱承平”的“国朝气象”相符。这样,经两朝皇帝的推波助澜,董、赵字体很快成了清代最流行的帖学时尚。这时的书坛名手有姜宸英、何焯、笪重光、陈奕禧、沈荃、张照等人。乾隆时期声名显赫的刘墉、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四家,也以帖学为重。清代的帖学名家,大多着力在董、赵的系统内讨生活。另外,清朝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科举试卷规定每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字,连草稿亦须楷书。这种应用于考卷上的端正匀整的小楷字体,人称“馆阁体”,它与明代“台阁体”一样,给书坛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帖学昌盛,清代官刻、私刻之帖大大超乎以往。清内廷镌刻《三希堂法帖》及续帖,两度重刻《淳化阁帖》,均属洋洋大观的工程。大举刻帖固然有助于保存文化遗产,有利于推进书艺的传播,但以当时手工钩摹刻版的技术程式,一翻再翻也免不了出现“愈翻愈远”的弊病,也就难怪有人讥之为“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了。

帖学之衰颓,为碑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郑簠、朱彝尊以汉代《曹全碑》为法的书风,首先令人耳目一新。清中期之后,宗法北碑的风气渐开。金农、邓石如、伊秉绶等以碑铭石刻为宗,以金石味为尚的实践,阮元和包世臣力倡碑学的理论,对于促进清代书风的转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金石考据的风气之下,清代访求到以往尚未著录过的大量文书古物,还有汉晋南北朝碑刻或金石书迹,从而引起了书家对周秦汉魏墓志、摩崖和造像记书迹的广泛取法。清末新发现大量的殷商甲骨文、敦煌汉晋木简、写经、纸书帛书。这一连串事实,是考古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也为清代碑学的拓展和推进注入了活力。

碑学兴起,在书法艺术史上确立起一种与帖学迥不相类,以质朴美和“金石味”为特征的审美范型。至此,清代书坛终于进入一个姿彩纷呈,名家辈出的时期。郑燮、何绍基、吴熙载、杨沂孙、翁同和、康有为、赵之谦以及吴昌硕等,都是其间翘楚。

明清的另一大成就,是文人篆刻流派沛然兴起。宋元以降,文人审美意趣渗入书画和篆刻艺术,为印章由实用向玩赏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以往的印章,原本主要起“示信”效能,而士夫文人则将治印一门纳入了他们诗书画一体的精神生活轨道,所强化和凸显的则已是审美功用。至此,篆刻便基本脱离了一般的印艺和匠业,它成了文人生命情感的表现方式之一,变而为一门有着特定内涵、特定形式和特定活动范围的艺术门类。后世所推崇的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结合,其实是到明清之际才得以实现的。

在明末文彭之后,文人自篆自刻渐衍而成风气。文彭之诗书画,均绍述乃父文征明。他治印秀丽典雅,刀法明快,布局工稳,所延续的正是文氏一门的士人之风。与文彭情同师友的何震,其治印见解与文彭是很接近的,在手法上,何震对文彭也多有承继,他后来颇有自已的创造,另开一派成为宗师,不过,不论文彭的“吴门派”还是何震的“皖派”,同样属于文人篆刻流派。

明清的篆刻名家有胡正言、程邃、许容、林皋等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各有所成。至后来“西冷八家”、邓石如、赵之谦和吴昌硕等人出现,更把篆刻技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本文作者梁江,系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粤港澳大湾区美术家联盟学术委员会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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